记者：这确实是比较先进的思路，东大还会考虑涉足其它行业吗？

赫冀成：我们国家的小汽车大部分依靠引进，中华牌是唯一的国产品牌。目前科技创新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科技体制的创新。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其实在我国的重点大学里，拥有各类科技创新资源。但传统的体制和机制、管理规定，不能发挥不同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力。不能发挥就是束缚。通常人们把科技创新活动比喻成河流的上中下游。东大进行了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改革。

第一类是高校的基层学术组织，这是一个大学的“细胞”，它是决定大学学术特征的“基因”。我们把所有沿袭了几十年的“教研室”重新组合为“研究所”，对应研究性大学的理念。它的特区是“985”的平台和基地。它们以基础性、前沿性、探索性的研究为主。要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带动高水平的教学，教学科研并重。第二类是三个国家级工程中心和九个省部级的工程中心，它们以重大技术开发和向生产力转化为主。为此成立了东大研究院将它们集中到了一起。第三类就是下游的科技产业集团。对科技创新资源在体制上的结构性调整之后，将对不同资源给予最适合的能够充分调动科技“生产力”的政策。

汽车电子是在东大研究院适应沈阳汽车工业快速发展要求开辟的新的研发领域之一。

(近年来，东北大学先后同美、日、英、德、法、意、俄、韩以及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邀请了2000多位外籍专家来校任教、讲学和合作科研。聘请了150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先后选派教师1600多人(次)出国进修、讲学和科研合作，促进了学校学术水平的提高。)

“研究性大学”理念带来的风波与思考

记者：东大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魄力和成绩确实有目共睹，能够形成现在的格局，和您提出的“研究型大学”理念恐怕是分不开的。在中国，您是较早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的校长——而当时东大并不像现在这样抢眼。

赫冀成：1995年上半年，我做校长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这是我基于国外留学的感悟。因为1995年时离21世纪只剩5年，当时高等教育系统提出了一个话题——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

大家都在谈论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等频繁出现的词汇。因为当时回国的时间不是很久，我脑子里充满了对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印象和感触。所以当时贸然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几乎没有反应，可过了两年，又有了剧烈反响——批判的声音很大。

有的老师对我说：“赫校长，你得注意点，你那个‘研究型大学’别总提了。”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们都私下骂，说你懂不懂教育啊，我们是大学又不是研究院！”我听到后很吃惊，因为“研究型大学”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回顾大学的发展历史：剑桥、牛津都是七八百年的老校，在那个时代高校是以教学为中心的，从德国洪堡大学开始逐步形成大学的研究功能，以致后来的“研究型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大学搞了很多军事方面的研究，为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学衍生出高科技产业的功能。在知识经济的热潮中，美国的硅谷、三角园区、128号公路的高科技园区受到全世界注目。但它的背后的科技支撑是什么？是大学。

退回国内来想，中国的知识经济能从哪里出来？当时大多数国企都还没从低谷中走出来，而中国的高校当时是最具有知识经济元素的地方，一是人才，二是科技成果。中国高校是不是应该承担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责任？一个国家高校发展方向是要和国情相结合的，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能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当然国外大学和我们的做法不同，大都是在背后支撑，而我们是直接办。这是有可能衍生出一些弊病，但我觉得不能够因噎废食。今天的成果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一个评价，说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科技园诞生在东北大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这是一种历史的荣耀。实际上如今我国的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国外，因为这是国情决定的，我们的国家发展需要从高校开始培养高科技人才。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大学科技园也提出过质疑，对此我想说：大学科技园从我们算起才不过十几年，对于大学科技园的探索，十几年的时间还很短。不必过早否定。

记者：能不能这么理解，东北大学的基础条件在国内虽然算比较好的，但要做研究型大学，和清华北大等老的名牌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东大以高新科技产业、人才需求为支点，走了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理念？

赫冀成：应该说这是渠道之一。

只做让自己愉快的事

记者：您上面曾提到深受国外先进办学理念的影响。您是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博士。您认为在国外那几年给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赫冀成：学会了思考。实际上去国外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是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使馆的人看我表现不错要发展我入党，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当时很激动：一直想入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未能如愿。举行仪式时感觉自己象地下党员，宣誓还得把窗帘都拉上怕被日本警察看见。

记得在刚到日本时，从机场去到学校的路上接车的日本人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当时没敢说别的，就说：你们街上的小汽车怎么这么多啊，跟我们家的蟑螂一样……

到了日本后对看到的事情我非常惊讶——他们都很讲究中国文化，甚至比当时的我们更懂中国文化。所以每天我们这些留学生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发泄不满，一边研究怎么向他们学习。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个特点：党的教育已经“渗透”到了血液里，在国外的时候又经过了对这种反差的思考。这让我们能够把国外的先进理想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现在，改革不是什么新鲜的字眼，我们讲改革讲了25年了，现在更要善于改革，这个很重要。

现在有年轻人要出国研究学习，我都会忠告他们：去了之后不要只钻进研究里，如果只是被动地听从导师安排工作，那你永远都是为别人在打工。学习的同时一定要思考：我自己能做些什么？现在这个学科的方向是什么？要充分接触发达国家的各个方面。这样你回来能够做一些大事。

记者：您今天在进电梯前说了一句话：“我刚刚确定了后半生的理念！”可以问问这指的是什么吗？

赫冀成：这完全是个人的人生感悟。

前段时间我总在想：这些年一直为了学校的发展在忙碌，现在东大已经呈现了良性发展的趋势，回头想想我自己，因为没有在自己的科研上投入太多时间，而这恰恰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总是感到遗憾。

就工作生命而言，时间越来越少。有限的时间怎么渡过？我常常想，我至今为止的人生，只做了一件事，即做十年校长，和大家一起看到了东大的变化。个人一无所成。但我并不遗憾，而且觉得很幸运。1980年因为出国考试成绩好，有幸第一批出国。在过去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连干部都没做过，共青团也没入上，更没想到后来竟然做了校长。做了校长后，又能亲眼看到学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体验了从困难中爬上去的过程，这些就足够让人愉快的了。回想起自己第一天做校长时就已经确立了目标：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首先要做好校长。没有给自己的科研足够的时间，没能满足投身科研的愿望。所以今后的人生，仍然要愉快地渡过，因为我过去没有留下遗憾。

说起这些，昨天会上有人讲了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功利主义做不好科研。我也这么想：一件事情如果不能带给你追求的愉快，那是做不好的。

赫冀成，男，满族，1943年6月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196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198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冶金反应工程学领域的第一位博士。

现任东北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能源与热工学会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电磁冶金与强磁场材料科学学会理事长、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辽宁省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科研工作。在学校管理方面，他积极探索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早在1995年便在东北大学提出面向新世纪创办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和思路，努力推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东北大学成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国家重点大学。

在学术方面，他长期从事冶金学前沿领域——“冶金反应工程”的基础研究，在对各种冶金反应器内传输过程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数值计算和坐标变换方法，以及包括多相流和电磁流体力学的高难度三维计算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了他本人提出的"计算冶金学"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又开展了电磁冶金与强磁场材料科学新领域的研究，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多年来，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国家攻关等十几项课题，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了多部专著。由于赫冀成教授业绩突出，1990年被命名为沈阳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沈阳市尊重主人翁地位优秀领导者，1996年获沈阳市优秀专家、辽宁省优秀专家等称号，199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2004年被命名为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并被选为中共十五、十六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民族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