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提出的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得到了全国各高校图书馆的广泛认同，但同时也有不少图书馆界人士对此质疑，那么第三代数字图书馆具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当前图书馆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晓林

张晓林：三代数字图书馆理念是在总结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数字图书馆发展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90年代的数字图书馆，主要是以某个图书馆自己建立或购买的数据库为主，往往依附于某一个图书馆而存在的。第二个阶段则是集成，比如美国的NSDL、英国的DNER、中国的CSDL和CALIS等，数字图书馆系统将分布的数字化资源集成在一起，读者分不清也无所谓这些资源是谁提供或谁建设的，数字图书馆将它们集中到一起作为一种集成服务提供给用户群。这实际上是供应链的建设，用户在最少的时间里通过最小的成本使用到需要的资源。也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满足最大的需求。图书馆通过集成系统集成各个数据库，尽管它们属于不同地方，但对用户来说，这没有本质的区别，图书馆在一个集成的平台上提供服务。这基本上就是第二代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在当时，这更多是从实际需求和实际的分布环境出发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而且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现在，我们需要更新一种观念，那就是“图书馆只是读者在使用信息过程中一个环节”。作为读者，信息空间在哪儿？是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多种信息网络和交流渠道所构成的整体空间，包括所在机构的内部网，也包括GOOGLE，但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图书馆。所以，不管图书馆认为自己多么重要，它的职能始终都是为读者服务的。要保证支持用户获取和利用信息，就需要将用户的整个信息空间连贯为一个体系，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很早就把“MY LIBRARY”汉化并放在自己的系统上供用户使用，但严格说这“MY LIBRARY”只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MY LIBRARY”，而不是用户自己的“MY LIBRARY”。真正的用户“MY LIBRARY”应该是从用户自己的计算机出发，把所有的信息动态地集成到一起，并与E-Learning、E-Science环境结合在一起。它是以用户信息活动为基础的数字信息环境，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数字“图书馆”了。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观念，也就是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信息服务体系，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图书馆。在这个体系中，服务是跟着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和信息行为走的。

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一直提到“移动目标”，如何理解“移动目标”的含义？这是否就是第三代数字图书馆的一个核心意义？

张晓林：我们提倡数字信息服务机制，建立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信息服务体系，这个服务体系是什么样的？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一是需求变化，一是技术变化，一是资源变化，包括音频视频、课件、虚拟数据库、虚拟实验室、虚拟项目组、虚拟教学环境等等，都是数字化的资源。数字信息服务机制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断发展，也必须适应这个环境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提出“移动目标”。

我们不认为到什么时候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数字信息服务机制的建设背后有太多不可知的因素，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设想。“移动目标”首先是个思想方法，在设计目前的系统时，要争取看到它今后将走到哪一步，因此，如何努力地使得这个系统是可伸缩的、可扩展的、可移植的，这是一个思想方法论的问题。不能说今天做了一套系统，以后的就不管了，今后的系统今后再设计。系统设计思想上需要向前看。其次，在系统的技术设计上，一定要遵循标准规范，技术上必须要能支持今后的互操作。互操作不仅是对别的系统的互操作，也包括对未来系统的互操作。对未来系统的互操作，就意味着系统的可扩展可移植。

同时，在标准化的基础上，系统要做到开放性，我们称开放描述。任何一个数据格式、系统功能、管理机制、操作方法，都可以用计算机可理解可解析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下一代的系统，别的系统，随时都能知道你是谁、你在哪、怎么解析你，如何与别的系统无缝链接，从而使得任何一个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一个模块被集成到其他系统（包括未来的其他系统）之中。

我们现在建立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是大系统和未来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在做这个模块的时候，都要想到，怎么样使得这个模块能和别的模块相互交融，也就是互操作。这方面从技术上是能够实现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只要做到这一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的数字图书馆在整个系统一开始设计时就应考虑到整个发展框架。比如现在设计的检索系统，要考虑到它今后有可能应用到一个课程讨论的系统中，或者要嵌入协同合作的系统中去，那么，需要做一个接口，任何第三方的系统都能把这个接口做为它内部的接口，任何第三方的系统都能把该系统的数据当成它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是做了系统性的思考。

记者：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在标准化问题上牵头做科技部的一个标准规范化工程，中国国情向来对标准的推行困难重重，您认为目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已经走到需要标准的阶段了吗？这个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张晓林： 2002年我们就开始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这个项目。这是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重点项目，由我们牵头，CALIS、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信所、中央党校……共有二十多家单位参加了这个项目。

当时我们有几个意识，第一，要做一整套的关于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资源描述和资源检索利用的核心标准规范，保证数字资源的可广泛使用性、可互操作性和可持久使用性，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我们建了一个网站，http://www.csdl.gov.cn，将所有研究成果公布于众，尽快尽量广泛地宣传标准规范研究成果，促进推广应用。整个项目由22家单位共同组成项目组，并分别组成若干个子项目组，每一个子项目组又是几个单位交叉参加，最小的一组有五个单位，最大的有十一个单位。

事实上，另一个目标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大家形成了共同做大事的氛围。除了那些具体的标准以外，这才是这个项目最为成功之处。全国这么多的单位共同来做这样一个项目，这个规模也是盛况空前的。可以想象，这种机制，很累很慢，但是形成了一种习惯，造就了一种氛围，这是超出这个工程之外的意义。